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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城市复兴”运动在中国各大城市悄然兴起
发布时间:2016-05-08     浏览次数:6052

王延春 财经网

 
  在经历投资驱动与增量发展为主的城市化跃进后,城市建设面临着发展空间有限,土地价值边际回报率递减,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受限等难题。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新城区淹没了老城的遗迹和工业遗产,也撕裂了几代人的记忆。近来,一场关于“城市复兴”的思潮和践行正在各地悄然涌动。

  一场关于“旧城发展新模式”的思想盛宴在成都刚刚落幕,地产开发商、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投融资专家等实战派专家和意见领袖又齐聚西安,讨论“老工业区蝶变”,寻找产业升级后,企业变迁与老工业区的再生之路。5月16日,中韩两地、四代、八位国际知名建筑师又将在北京CBC建筑艺术馆激辩,反思北京与首尔两座城市在产业变迁中的城市建设得失。

  英国新城市主义学会主席汤普森(John.Thompson)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30年前经历了大拆大建的工业变迁和城镇化运动,其教训显然没有很好地传递给中国。看到中国城镇的千面一律有些忧伤、也有些遗憾。“漫步中国那些老街,可以触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气息,听到历史的脚步,可惜这样的老街正在消失。”

  《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社主编、CBC主任彭礼孝告诉《财经》记者,中国正处产业结构升级,过剩产能消化期,随着制造企业并购迁移,一些污染环境的传统工业区整体搬迁,“城市复兴”的机缘已经成熟。以往很多城市采取新城扩建,不停拉大城市框架,现在到了重回城市中心,进行存量提升和“压缩式”再利用的阶段。

  《财经》记者获悉,近期一些规划设计师、建筑师以及学者联合撰写相关报告,呼吁决策部门重视“城市复兴”,并尽快出台相关法规,引导城市再生和老工业基地的蝶变。

  老工业区蝶变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的校园里坐落着西安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各种管子在厂房的大屋架下穿来穿去;透过侧天窗的厂房内是一排排三角形屋架,这里充满浓郁而神秘的艺术气氛。徜徉其间,有一种历史瞬间切换的时空感。

  西安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区发起人、西安华清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全建彪告诉《财经》记者,这里曾是建于1958年拥有近万名职工的大型国企--陕西钢厂,1965年大连钢铁厂一个车间又整体搬迁过来重建投产,上世纪80年代该厂辉煌一时。宝钢原董事长谢企华1968年就在陕钢厂当技术员。后来,随着产业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陕钢厂停产。

  全建彪说,纯粹利用旧厂房的产业园开发,在西安,老钢厂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项目。我们希望让当时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工人,留住记忆,没有像一般房地产商采取的回报周转快的大拆大建,没有全部推平新盖,而是在一片质疑和责难声中,坚持让工业遗产重生,并赋予老钢厂新的创意元素,为下一步城镇化发展探索一个样本。

  如今,随着几十家企业的入驻,这里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建筑空间、文化产业相融合的创意产业园。这里经常举办各种艺术展览、讲座、表演等文化交流活动。一幢幢厂房被新的灯光点亮,新的活力已逐渐注入原先死寂的厂区。一片荒芜废弃的厂区蝶变成了充满艺术和青春气息的创业创意小镇。“工业时代与创意时代通过厂房空间进行传承,并通过记忆与文化的激荡,让人们找回创意激情。”全建彪说。

  如今,像西安老钢厂一样,南京1865、创意中央、上海红坊、上海1919、大华1935、8号桥等城市记忆、老工业遗产的复兴项目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新潮。一些地方政府在“权力被关进笼子”的行政改革后,逐渐将城市基建投资规划交由市场运营,过去“一届政府一个新城”的盲目开放模式正在得以反思,像全建彪这样的建筑师,成为地方政府争相邀请参与城市复兴规划的“大咖”。

  很多地方政府这些年为了钱,为了征地,为了土地财政,不断卖地,不断盖新房。城市规划规划局说了算,规划局说了也不算,省委书记和四大班子说了算,作为一个民间人士的话,希望这样的体制有所改变,左右客出品人李建森表示,西安这多年拆了多少老街,拆了多少老院子,除了大雁塔、城墙等“孤零零”的旧址外,十三朝留存的盛世繁华的旧宅老院大多被拆完了。对于城市记忆的传承,我们本应走一条保护的发展之路,但是,我们却走上了加速城市记忆消亡的路。

  工业遗产,历史街区都可以成为城市地标,这些都是活的历史,城市建设需要有故事讲述和文化的延续,这样的城市才有温暖,李建森感慨,城市的很多历史建筑,被决策者、设计者、建造者拆了,然后人们消费千城一面,再然后,人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舍了自己的“根”,追别人所谓国际化都市的“表”。

  “城市复兴”骤热

  处于北京长安街西端的首都钢铁厂因污染搬迁唐山,如今正在建成首钢博物馆。三号高炉、冷却水池记录了北京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也凝聚着首钢人的历史记忆。如今这里也将与其他首都博物馆一样成为北京重要的地标。

  在中国悄然兴起的“城市复兴”潮,实际始于英国。在欧洲,清理贫民窟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以及对城市中心土地的强化利用,曾经一度带来城市中心区的繁荣,但很快就带来了大量的城市问题,加剧了城市向郊区分散的倾向,可以说大规模城市改造并不成功,却给城市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和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萧条导致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问题也引发了对大规模城市改造模式的反思。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伯英介绍,英国1999年出台了《迈向城市的文艺复兴》的报告,这本研究报告被称为城市的黄皮书。认为城市复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后来在公共投资的刺激下,城市复兴开始在英国推进。经过多年的城市复兴建设,那些逃离城市的人们又开始从郊区回归到城市中心。而城市开发投资也从新生土地的投资和建设,开始向城市已经开发过的资源再投资、再开发,尤其是对有污染的,原来的工业用地进行投资建设,新的投资有70%都在原有的老工业区,污染的土地上开发。

  随之,受英国城市复兴的影响,日本在城市再生机构里面也用了文艺复兴这个词;台湾也成立了都市更新处,侧重的不是城市新建,而是城市整建维护,并引入社区居民参与的模式。

  刘伯英表示,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复兴的实践,可以看出,城市复兴是通过对一些老区和工业遗产进行保护和更新,使原来板结的城市、僵死的城市重获新生,“城市复兴是一场城市的社会运动”。

  据了解,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在衰败的老工业区举办的复兴样板。

  西安原规划局院局长,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和红星表示,随着“十八大”召开,越来越多的人呼唤乡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一表述,引发了人们无尽感慨。那么中国工业遗产的乡愁,如何挖掘和改造?如何给乡愁赋予时代的内涵?

  呼吁酝酿“城市复兴”法

  位于英国伦敦的地标性建筑,也即欧洲最大的巴特西发电站旧城改造项目,英国政府在改造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引导和桥梁作用。

  汤普森就是巴特西电站项目的总规划师。他说,巴特西发电站因为污染在30年前关闭,并由马来西亚三家企业改造,为了使之改建成伦敦的商业地标,伦敦政府帮助企业向银行贷款1亿英镑建设两个地铁站,并完善项目周边的系列基础设施,是的项目顺利推进。因此政府的桥梁作用非常关键。“巴特西发电站改造,假如伦敦政府没有规划想法,假如没有企业投入,假如没有社会需求,这个项目也不会往前推进。”

  另外,汤普森强调,英国有相关法律对城市旧址和工业遗产进行保护,并给出严格的等级评估标准,哪些不可以拆,哪些只能改装都有明确法规,违犯就会触犯刑法,被给与重罚。

  目前,中国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上海红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邓刚表示,像北京798,西安老钢厂等项目,如果不是国资委要求保值、增值和国有资产盘活存量的压力,推动了项目发展,否则没有政府的推动和引导,单靠民间力量做起来是比较难的。

  刘伯英表示,目前业界对城市复兴已引起了更多共识,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认知,但是政府层面的认识高度还不够。英国、日本等国家都把城市复兴作为一个国策,由国家政府来推动,而中国的城市复兴还未真正启动,还没有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也没有写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去,这还需要业界更艰辛的努力推动。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目前的土地级差效应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因素,正成为推动城市复兴的市场力量。还亟待政府因势利导,重视并关注“城市复兴”的势头,从而形成社会、政府、企业关系的平衡发展。

  中国正处在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时代变迁,环境变迁,产业结构变迁,社会需求也在发生转变,以功能置换的角度去看待城市更新是政府需要捕捉的思潮。

  亚蓝渥克商业生活研究所创始人,城市文化运营专家郑玮庆等专家呼吁通过立法,使决策者能够支持需要培育积淀的城市复兴,从税收、资金、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支持,真正使设计师、建筑师和民营企业的规划投资落地。并逐步引进民间资本,民间规划设计智库,民间经营管理专业团队参与期间,通过一系列项目点燃城市复兴的火焰。

  如今,因破产而轰动一时的底特律正在探索复兴之路,这里正在形成IT、零售、新兴产业等多元产业架构,并因此聚集了新的商业集群和很多音乐人和体育爱好者等人流,底特律地区的失业率开始下降,楼宇空置率逐渐下降,零售业正在逐渐回到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人气逐旺。这或许为其他城市乃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当下的城市样本。中国的一些资源城市、老工业基地、传统制造业小镇也许可以从期间看到未来复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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