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时隔37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度召开，城市的“火车头”地位予以明确：城市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期，各地“两会”相继召开。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意识到，高楼大厦并非城市追求的终极目标，经济增长也不是城市提升竞争力的惟一标准。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指引下，城市发展策略正在迭代升级，以此推动城市复兴，实现与伟大中国梦的同频共振。同时，通过解读城市发展战略，不难发现城市复兴所孕育的巨大商机和发展机遇。

内生动力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城市“火车头”更需全速前行，增强城市持续发展能力。

据悉，城市复兴概念始于英国，是建立于城市更新理论的成果，主要关注内城的改造与提升。但是，对于新常态大逻辑下的中国城市而言，城市复兴的内涵和策略已有了全新的语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徐泽告诉中国建设报记者，中国城市复兴有其内生动力:第一，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各级活动中心的城市责无旁贷；第二，与西方工业城市不同，中国城市大都拥有数百甚至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其中不少城市的现状与历史上的影响力还有较大差距；第三，城市发展从过去“大拆大建”、“千城一面”的桎梏中跳脱出来后，人们更关注城市品质、软实力的提升以及历史文脉的传承。因此，实现城市复兴不仅是政府的目标，更是市民的内生需求。

城市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自信。有梦想才有希望，有追求才有动力，有自信才有勇气。

身居九省通衢要冲，从湖北省到武汉市，都深知“做大中心、做强核心”之于发展的要义。湖北武汉在其“十三五”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要全力打造经济、城市、民生“三个升级版”，巩固综合经济实力全国城市第一方阵地位，力争进入第一梯队，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奠定坚实基础。

山东省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在近期谈及当地城市发展时表示，历史上济南自开商埠，开风气之先，从一个三流的商业城市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商贸中心。解放后济南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在各地竞相发展的大潮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错失了一些发展机遇，和同类城市相比一直徘徊不前。”对此，他给出了“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对策，以实现这座千年古城的复兴之梦。

文化引领

“城市复兴不同于简单的城市建筑更新，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要解决传统条块化管理模式带来的‘见物不见人’的弊端，真正实现城市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北京市人大代表、首开集团党委书记潘利群认为，城市复兴包括棚改、既有建筑改造提升等城市更新工程，同时，还包括产城融合、文化传承、创业创新、生态修复等。“在新语境中，传统行业和新兴产业也不再是对立关系，而是要跨界融合，成为城市复兴的多元引擎，重塑城市精神。”

此前，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也表示，城市复兴更关注城市中人的活动，关注创新力的爆发，关注产业的生命力。

通过对众多城市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徐泽认为，今后城市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经济组织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和文化引领能力。其中，文化影响力和引领能力是城市转型发展甚至建设世界城市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中国一些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并不匹配。例如，通过百度、人民网搜索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的“城市+文化”词条数排序，经济指标大幅领先的青岛在19个城市中仅位居第16位。

当前，新加坡启动了“文艺复兴2.0”战略，以此提升国家的吸引力和可持续性；法国巴黎重点关注全球城市战略中的文化维度，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和旅游业等方面制定积极的发展战略，推进“全球城市”战略。

在徐泽看来，城市复兴有三个实施维度：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背景，确定城市未来的复兴目标和成长坐标；以新经济、新业态为依托，打造城市特色空间；以跨界融合为道路，创造社群组织的协同平台。。

“城市特色空间、功能跨界对于企业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房企而言蕴含着大量商机。”徐泽认为，社区适老化改造、工业遗产、历史街区、文化时尚创意区等领域值得政府、企业关注，这些空间往往也是培育体验经济、共享经济的重要场所。

记者注意到，不少城市目前已经展开行动。例如，北京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入了“传承京味文化和传统工艺美术”内容；杭州在“十三五”时期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延续城市文脉，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济南开展“文化+”行动计划，对全市工业遗产进行保护利用。

城市发展不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依托中华文化、传承本土特色、富有时代气息的城市复兴才更具有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